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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大學欺小校–總爺國小惹人嫌?★(2008)

原本以為這各國小超幸福的!

當走入總爺糖廠改造的藝術村,發現這間隱身糖廠一隅的總爺國小,心裡想說這些孩童真是超幸福。

因為除了山巔海濱那些偏遠國小,城鎮裡的孩童沒有那麼大的活動空間,更別談和藝術村緊密相連,總爺國小算是城鎮裡的異數,有樹林綠蔭相伴,和藝術人文相伴,這種環境無異是天賜的教育樂園。

但是看了新聞報導,知道南藝大要進駐,總爺國小卻得遷校,家長奔走陳情,眾官無視教育紮根。

心中一悶,怎麼會這樣?原來大學欺小校,幸福總是輪不到個頭小的。



心裡始終悶著,幾年來的廢校政策,一所所小學關門,讓眾多有特色的小學一一消失,錯失教育界一直追求的小班教學契機。更慘的是,學校關門,為了孩子教育,許多父母也必須考慮孩子上學遠近,無奈之下跟著搬遷,到最後學校關、居民搬,整個社區就開始像座荒廢的鬼城,讓台灣一個又一個地方,成為消失的故鄉。

這是遍遠小學的悲哀,更是所有參與社造工作者心中的痛,當社區裡的小學關門,接續而來的人口流失,社造工作者大概心知到了收攤時刻。

總業糖廠的藝術村計畫,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社區營造的觀念之上,在九二一後台灣興起的社造風,讓許多有志青年投身社造,用著不同模式,期待打造深具地方特色的中心,成為帶動地方發展的火車頭,讓沒落的社區重現生機。這樣的觀念,不僅書寫在申請經費的計劃書內,也在社造圈裡成為一種堅持的理念。

但是曾幾何時,觀念變了,人心也變了,社造目標成為創造旅遊人次,甚至是地方財政的收入,淪落到最後,竟然是關校趕居民,背叛社區營造的初衷。

總業國小問題在此。當一所深根地方的藝術村成立,何嘗不是想要促進地方發展,讓當地居民能夠永續生存,這是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終極責任,沒有一個政府敢開口說,我用國民納稅錢蓋建設,只是想增加政府收入,至於人民就管他去死!同樣的總業糖廠改造藝術村,就應該負起帶動地方發展的使命,讓居民能夠在故鄉生存,當然也包括孩子能在故鄉就學,怎麼會是一手社造談永續,另一手趕人談利益,簡直是完全說不通的道理。

讓小學留下,不僅是關係孩子的童年記憶,更關係一個社區會不會人口流離。

另外,從藝術村的觀念來看,失去居民互動的藝術村,簡直是沒有靈魂的空間,看看最近風行的米勒,不就是在鄉民之中找尋創作的泉源,藝術村旁的快樂小學,怎麼不會是一個動人的題材,讓所有創作人心生感動。相對的,對於生活在藝術村旁的孩童,周遭有著藝術氣息,怎麼不會在幼小心靈裡,產生美學的思維,潛移默化帶進生活,甚至成為下一位偉大藝術家,說不定魯莽的決策,就謀殺一位台灣的米勒。

那更氣人的是,小學搬遷竟然是因為大學要來,這種重大輕小的惡息,永遠是台灣教育不長進的地方,在國際早就相當重視小學教育,甚至認為教育重心該是在小學的人格養成,而非大學的技能訓練,近年北歐風在台灣成為顯學,看看人家對於孩童教育的重視,那句「對於孩子,我們永遠給的不夠」的名言,讓人理解台灣教育失衡的問題,起跑點的不重視,才在終點想彌補。

無論從大學科系設立藝術村旁,是方便就地實習或就地教育,它的重要性都不會優於位在藝術村旁的小學,從小讓孩童接觸美學教育,甚至體認藝術空間的生活思維。別小看一個孩子能學的東西,只要願意給他,不要趕走她,孩子的學習常常讓人驚奇。

對於一些鄉間小學,總是心生羨慕,絕得比城裡孩童多了些野趣,以及可供回想的童年記憶,總爺國小能有藝術村為伍,在廢木雕塑裡嬉戲,在雕塑藝術裡學習,那是何等讓人欣羨的際遇,甚至能成為台灣的國際美名。就像高雄橋頭糖廠一般,在黑觀音的庇佑下,橋頭糖廠藝術村裡有著一所綠蔭成林、美學相伴的興糖國小,總是讓駐村的國際藝術家,驚豔台灣小學的教育環境。

該他們的幸福,大人們無權剝奪,甚至該想永遠給的不夠。

藝術村中,設有顏水龍紀念館,對於這位工藝與美術的大師,一生推動藝術教育,關心鄉村的發展,如果知道以他為榮的藝術村,竟然有趕跑鄉村小學的舉止,應該不會讓他歡心。

總爺國小的風波,讓人訝異,在學校留不留之後,我總是想到,當初投身社區營造的藝術工作者,以及戮力社會改造的政治理想家,是否遺忘初衷,那種來自民間、造福民間的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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