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本以為這各國小超幸福的！

當走入總爺糖廠改造的藝術村，發現這間隱身糖廠一隅的總爺國小，心裡想說這些孩童真是超幸福。

因為除了山巔海濱那些偏遠國小，城鎮裡的孩童沒有那麼大的活動空間，更別談和藝術村緊密相連，總爺國小算是城鎮裡的異數，有樹林綠蔭相伴，和藝術人文相伴，這種環境無異是天賜的教育樂園。

但是看了新聞報導，知道南藝大要進駐，總爺國小卻得遷校，家長奔走陳情，眾官無視教育紮根。

心中一悶，怎麼會這樣？原來大學欺小校，幸福總是輪不到個頭小的。



心裡始終悶著，幾年來的廢校政策，一所所小學關門，讓眾多有特色的小學一一消失，錯失教育界一直追求的小班教學契機。更慘的是，學校關門，為了孩子教育，許多父母也必須考慮孩子上學遠近，無奈之下跟著搬遷，到最後學校關、居民搬，整個社區就開始像座荒廢的鬼城，讓台灣一個又一個地方，成為消失的故鄉。

這是遍遠小學的悲哀，更是所有參與社造工作者心中的痛，當社區裡的小學關門，接續而來的人口流失，社造工作者大概心知到了收攤時刻。

總業糖廠的藝術村計畫，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社區營造的觀念之上，在九二一後台灣興起的社造風，讓許多有志青年投身社造，用著不同模式，期待打造深具地方特色的中心，成為帶動地方發展的火車頭，讓沒落的社區重現生機。這樣的觀念，不僅書寫在申請經費的計劃書內，也在社造圈裡成為一種堅持的理念。

但是曾幾何時，觀念變了，人心也變了，社造目標成為創造旅遊人次，甚至是地方財政的收入，淪落到最後，竟然是關校趕居民，背叛社區營造的初衷。

總業國小問題在此。當一所深根地方的藝術村成立，何嘗不是想要促進地方發展，讓當地居民能夠永續生存，這是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的終極責任，沒有一個政府敢開口說，我用國民納稅錢蓋建設，只是想增加政府收入，至於人民就管他去死！同樣的總業糖廠改造藝術村，就應該負起帶動地方發展的使命，讓居民能夠在故鄉生存，當然也包括孩子能在故鄉就學，怎麼會是一手社造談永續，另一手趕人談利益，簡直是完全說不通的道理。

讓小學留下，不僅是關係孩子的童年記憶，更關係一個社區會不會人口流離。

另外，從藝術村的觀念來看，失去居民互動的藝術村，簡直是沒有靈魂的空間，看看最近風行的米勒，不就是在鄉民之中找尋創作的泉源，藝術村旁的快樂小學，怎麼不會是一個動人的題材，讓所有創作人心生感動。相對的，對於生活在藝術村旁的孩童，周遭有著藝術氣息，怎麼不會在幼小心靈裡，產生美學的思維，潛移默化帶進生活，甚至成為下一位偉大藝術家，說不定魯莽的決策，就謀殺一位台灣的米勒。

那更氣人的是，小學搬遷竟然是因為大學要來，這種重大輕小的惡息，永遠是台灣教育不長進的地方，在國際早就相當重視小學教育，甚至認為教育重心該是在小學的人格養成，而非大學的技能訓練，近年北歐風在台灣成為顯學，看看人家對於孩童教育的重視，那句「對於孩子，我們永遠給的不夠」的名言，讓人理解台灣教育失衡的問題，起跑點的不重視，才在終點想彌補。

無論從大學科系設立藝術村旁，是方便就地實習或就地教育，它的重要性都不會優於位在藝術村旁的小學，從小讓孩童接觸美學教育，甚至體認藝術空間的生活思維。別小看一個孩子能學的東西，只要願意給他，不要趕走她，孩子的學習常常讓人驚奇。

對於一些鄉間小學，總是心生羨慕，絕得比城裡孩童多了些野趣，以及可供回想的童年記憶，總爺國小能有藝術村為伍，在廢木雕塑裡嬉戲，在雕塑藝術裡學習，那是何等讓人欣羨的際遇，甚至能成為台灣的國際美名。就像高雄橋頭糖廠一般，在黑觀音的庇佑下，橋頭糖廠藝術村裡有著一所綠蔭成林、美學相伴的興糖國小，總是讓駐村的國際藝術家，驚豔台灣小學的教育環境。

該他們的幸福，大人們無權剝奪，甚至該想永遠給的不夠。

藝術村中，設有顏水龍紀念館，對於這位工藝與美術的大師，一生推動藝術教育，關心鄉村的發展，如果知道以他為榮的藝術村，竟然有趕跑鄉村小學的舉止，應該不會讓他歡心。

總爺國小的風波，讓人訝異，在學校留不留之後，我總是想到，當初投身社區營造的藝術工作者，以及戮力社會改造的政治理想家，是否遺忘初衷，那種來自民間、造福民間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