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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烏坎起事–中國土地徵收的悲情◎(2011)

先從一張照片說起。

2010年到中國浙江省參訪,來到錢塘江畔,看見聳立的高樓,以及寬闊的林蔭綠帶,驚訝中國在生態都市上驚人的進步。但是中國的環保朋友點醒,這些都是徵收土地,怪手一剷,全部弭平,然後修築道路,興建高樓,移植大樹,造就一座新城市。

聽完,想到百貨公司的陳列櫃,將雜亂的舊貨清理乾淨,然後在光潔亮麗的玻璃台上,擺出銷售的新產品,完全資本化的土地利用。但是,人民不是商品,那些被清掉的舊貨呢?


來到錢塘江的另一岸,浙江省南陽鎮一個名為塢里的江畔小漁村,整個村子已經被土地徵收,剩下的小小土地,躋身在化學工業區旁邊,居民集中到這裡居住。小小土地空間裡,遍佈著拆一角的老舊住宅,以及聳立著一棟棟新式洋樓,新舊交雜的房舍,讓村落動線相當紊亂。來到一戶洋樓住宅,屋主說他家土地被徵收,政府給了些錢,他們就在配給的土地上,蓋上了新洋樓,但是洋樓裡沒放什麼傢俱,他們笑說這是四面光(四面牆、裡面光),只有房子外表好看。

在中國農村,常常有許多這種農村四面光,舊房被徵收,找錢蓋上新房,但是卻沒錢裝修內部,於是偌大的房子像住倉庫。

土地徵收的問題,不只是房子消失,還有居民傳統的生活,也跟著消失。塢里村落原本是江畔漁村,錢塘江畔上下漁貨的小港,千年捕魚農耕,但是土地徵收後,興建工業區,居民可以利用的土地消失,船港也在堤坊興建後消失,居民開始必須重新找生計,有本事的到工業區上班,沒本事的就只能打零工,或是到都市裡討生活。

在舊房遇到一位先生,他說來自鄰村,那裡土地完全被徵收,於是他只能離鄉,找到這個破落村落,住進居民辦離的房子,才有辦法落戶,開始新的生活。當地的記者朋友說,中國土地徵收引發的人口遷徙,形成一個巨大的問題,因為徵收土地讓舊居民離開,建立的新城市,等待有錢新居民,離開的居民,如果沒有配地安置,只能淪落到城市求生,或是找尋更偏僻的農村居住,於是城市、鄉村充滿徵收後的流動人口。

在中國,至少超過數千萬人口,因為徵收,開始失土流離,形成一個巨大的人口遷徙問題。

但是更嚴重的問題,在於徵收後的環境壓力,浙江錢塘江畔不斷興起的巨大城市,城市中的生活污水,已經讓這條大江,面臨環境超載壓力,城市污水造成河水厭氧化問題嚴重,形成水域的生態浩劫。當地政府面對城市高度發展,但是對整治江河卻拿不出有效對策,當地環境團體憂心忡忡,卻礙於環境保護必須以和善方式進行,只能發出善意呼籲,舉辦愛護母親河的行動。2010年,在當地環保團體舉辦守護母親河的一個立碑揭幕儀式,拉下布幕,碑上鐫刻著「不要向錢塘江扔垃圾…」,這種一般的生活須知,還需鄭重立碑,卻是當地環保團體所能推動的環境紅線。

不能觸怒當局,以和緩方式推進,成為中國環境團體的困境。

回到塢里村,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,因為對岸大城市的生活污水,影響水質,但是在村內徵地蓋起的化學工業區,更是製造許多工業污染,其中還有台灣投資的工廠。村內有位知名的抗污女英雄韋東英,她是一位農婦,在村子徵收後,勉強依賴捕魚和零工唯生,但是日益污染的河水,讓她無法生存。

從2004年開始,她不顧村裡鄰居的勸阻,開始駕船巡邏江面,看見岸邊那裡偷排污水,就像地方環保單位檢舉,地方環保單位不理,她就具文上告國家環境總局,逼得中國政府不得不出面處理。敢檢舉,上告中央,在台灣算是一般行動,但是在中國卻是英勇行徑,讓她博得錢塘江扛污女英雄的名號。

從徵收到污染,中國在全力發展,衝高成長率下,一些民間的悲情不斷出現,不斷被凝聚,直到爆發的一天。

中國廣東省陸豐縣烏坎村的農民抗爭事件,就是起因土地徵收問題。

在中國,人民沒有私有土地,土地分成中央所有的「國有土地」,以及地方所有的「集體土地」,中國的土地徵收制度,精確說就是「土地徵用制度」或「房屋拆遷制度」,只是政府徵用收回國家土地,對於人民私有的房舍,進行拆遷、補償,一般常見的釘子戶,就是中國政府在收地時,住戶以房舍不願被拆遷的抗爭,無法主張土地私有。

在土地國有、房屋私有之下,唯一能保障中國居民的法律,也只有在「物權法」上,訂定因「公共利益」拆遷房屋,必須給予補償,但是對於補償措施,卻無一定方案。

2011年1月,面對層出不窮土地徵收的抗爭問題,中國中央訂出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」,開始對徵收後的補償、安置,進行救濟措式。中央對國有土地徵收,給予拆遷房舍一定補償與安置,但是法律卻不及於地方的「集體土地」,形成中央與地方的二元體制。

這就是烏坎村抗爭的導火線,因為在中國,中央會訂定許多重大國家建設,拆掉房舍趕走居民,取回國有土地,從事建設,但是在地方,也會因為財政發展,拆掉房舍趕走居民,取得「集體土地」,轉售財團。

這樣的土地謀利行徑,中國與台灣不分軒輊,中央重大建設要地,地方也畫特定區要地,差別是台灣土地私有,還有一定徵收程序,但是在中國土地國有,剩下只是拆遷問題。

特別在中國省、縣、村等地方政府,擁有許多「集體土地」,在新法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」通過後,依舊不受法律限制,因此在拆遷上,十分粗暴強勢,並且弊端重重。

陸豐縣距離工業化海港汕尾市不遠,土地一直有開發壓力,地方政府不斷徵用土地,在轉賣財團長期使用,對於生活在當地的居民,並未給於合理補償,烏坎村的風暴,就是在於當地居民被迫收回土地,但是獲得極少補償費,卻發現地方政府中飽私囊,在不斷上告無效後,又造成抗爭者死亡事件,終於引發村落的全面抵抗,6千多人上街,趕跑地方官員,成立自治政府。

在中國,沒有街頭「抗爭」,只有人民「維權」,維護人民的權利,居民無法主張土地私有,只能在「帶有私有性質」的集體土地上,以保護房屋的名義,抗拒拆屋搬遷。面對地方政府的橫行,只能期待中央出面解決,但是在中國有「維權」的紅線,可以不斷上告,卻不許有組織的抗爭。

烏坎表達「維權」心聲,但是有組織行動的抗爭,已經超越中國中央的紅線,村民可能等不到中央政府的幫助,可能面臨一場無情的鎮壓。

現今,國際媒體都在關注,因為這不是單純土地民怨,而是長期中國政府徵收土地,全力提供經濟發展,已經嚴重壓迫到中國農民的生存,並且這樣越過紅線的激烈抗爭,反應著巨大的民怨,中國政府可以一次血腥鎮壓,卻得面臨更多農村為生存而抗爭,成為高度經濟發展後,城鄉貧富不均,農村求生存的「土地起事」。

中國暴虐,但是台灣也別心喜,西部私有土地的徵收,已經形成人民抗爭的風潮,未來東部國有土地的收回,在政府竊佔的歷史背景下,政府也會面臨部落的全面反抗。

從中國浙江塢里到廣東烏坎,甚至到台灣東、西部,無論土地國有的共產主義,或是土地私有的資本主義,都無法背離人民根生土地的生存現實,一旦面臨徵收離鄉,再強勢的政權,都會面臨人民反叛。

國家有別,但是人民相憐,烏坎起事,不應只用看中國政府醜行的態度觀望,而是該給烏坎人民聲援,至少讓他們瞭解,為土地而戰,是如何的天經地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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