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從一張照片說起。

2010年到中國浙江省參訪，來到錢塘江畔，看見聳立的高樓，以及寬闊的林蔭綠帶，驚訝中國在生態都市上驚人的進步。但是中國的環保朋友點醒，這些都是徵收土地，怪手一剷，全部弭平，然後修築道路，興建高樓，移植大樹，造就一座新城市。

聽完，想到百貨公司的陳列櫃，將雜亂的舊貨清理乾淨，然後在光潔亮麗的玻璃台上，擺出銷售的新產品，完全資本化的土地利用。但是，人民不是商品，那些被清掉的舊貨呢？

---

來到錢塘江的另一岸，浙江省南陽鎮一個名為塢里的江畔小漁村，整個村子已經被土地徵收，剩下的小小土地，躋身在化學工業區旁邊，居民集中到這裡居住。小小土地空間裡，遍佈著拆一角的老舊住宅，以及聳立著一棟棟新式洋樓，新舊交雜的房舍，讓村落動線相當紊亂。來到一戶洋樓住宅，屋主說他家土地被徵收，政府給了些錢，他們就在配給的土地上，蓋上了新洋樓，但是洋樓裡沒放什麼傢俱，他們笑說這是四面光（四面牆、裡面光），只有房子外表好看。

在中國農村，常常有許多這種農村四面光，舊房被徵收，找錢蓋上新房，但是卻沒錢裝修內部，於是偌大的房子像住倉庫。

土地徵收的問題，不只是房子消失，還有居民傳統的生活，也跟著消失。塢里村落原本是江畔漁村，錢塘江畔上下漁貨的小港，千年捕魚農耕，但是土地徵收後，興建工業區，居民可以利用的土地消失，船港也在堤坊興建後消失，居民開始必須重新找生計，有本事的到工業區上班，沒本事的就只能打零工，或是到都市裡討生活。

在舊房遇到一位先生，他說來自鄰村，那裡土地完全被徵收，於是他只能離鄉，找到這個破落村落，住進居民辦離的房子，才有辦法落戶，開始新的生活。當地的記者朋友說，中國土地徵收引發的人口遷徙，形成一個巨大的問題，因為徵收土地讓舊居民離開，建立的新城市，等待有錢新居民，離開的居民，如果沒有配地安置，只能淪落到城市求生，或是找尋更偏僻的農村居住，於是城市、鄉村充滿徵收後的流動人口。

在中國，至少超過數千萬人口，因為徵收，開始失土流離，形成一個巨大的人口遷徙問題。

但是更嚴重的問題，在於徵收後的環境壓力，浙江錢塘江畔不斷興起的巨大城市，城市中的生活污水，已經讓這條大江，面臨環境超載壓力，城市污水造成河水厭氧化問題嚴重，形成水域的生態浩劫。當地政府面對城市高度發展，但是對整治江河卻拿不出有效對策，當地環境團體憂心忡忡，卻礙於環境保護必須以和善方式進行，只能發出善意呼籲，舉辦愛護母親河的行動。2010年，在當地環保團體舉辦守護母親河的一個立碑揭幕儀式，拉下布幕，碑上鐫刻著「不要向錢塘江扔垃圾…」，這種一般的生活須知，還需鄭重立碑，卻是當地環保團體所能推動的環境紅線。

不能觸怒當局，以和緩方式推進，成為中國環境團體的困境。

回到塢里村，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，因為對岸大城市的生活污水，影響水質，但是在村內徵地蓋起的化學工業區，更是製造許多工業污染，其中還有台灣投資的工廠。村內有位知名的抗污女英雄韋東英，她是一位農婦，在村子徵收後，勉強依賴捕魚和零工唯生，但是日益污染的河水，讓她無法生存。

從2004年開始，她不顧村裡鄰居的勸阻，開始駕船巡邏江面，看見岸邊那裡偷排污水，就像地方環保單位檢舉，地方環保單位不理，她就具文上告國家環境總局，逼得中國政府不得不出面處理。敢檢舉，上告中央，在台灣算是一般行動，但是在中國卻是英勇行徑，讓她博得錢塘江扛污女英雄的名號。

從徵收到污染，中國在全力發展，衝高成長率下，一些民間的悲情不斷出現，不斷被凝聚，直到爆發的一天。

中國廣東省陸豐縣烏坎村的農民抗爭事件，就是起因土地徵收問題。

在中國，人民沒有私有土地，土地分成中央所有的「國有土地」，以及地方所有的「集體土地」，中國的土地徵收制度，精確說就是「土地徵用制度」或「房屋拆遷制度」，只是政府徵用收回國家土地，對於人民私有的房舍，進行拆遷、補償，一般常見的釘子戶，就是中國政府在收地時，住戶以房舍不願被拆遷的抗爭，無法主張土地私有。

在土地國有、房屋私有之下，唯一能保障中國居民的法律，也只有在「物權法」上，訂定因「公共利益」拆遷房屋，必須給予補償，但是對於補償措施，卻無一定方案。

2011年1月，面對層出不窮土地徵收的抗爭問題，中國中央訂出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」，開始對徵收後的補償、安置，進行救濟措式。中央對國有土地徵收，給予拆遷房舍一定補償與安置，但是法律卻不及於地方的「集體土地」，形成中央與地方的二元體制。

這就是烏坎村抗爭的導火線，因為在中國，中央會訂定許多重大國家建設，拆掉房舍趕走居民，取回國有土地，從事建設，但是在地方，也會因為財政發展，拆掉房舍趕走居民，取得「集體土地」，轉售財團。

這樣的土地謀利行徑，中國與台灣不分軒輊，中央重大建設要地，地方也畫特定區要地，差別是台灣土地私有，還有一定徵收程序，但是在中國土地國有，剩下只是拆遷問題。

特別在中國省、縣、村等地方政府，擁有許多「集體土地」，在新法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」通過後，依舊不受法律限制，因此在拆遷上，十分粗暴強勢，並且弊端重重。

陸豐縣距離工業化海港汕尾市不遠，土地一直有開發壓力，地方政府不斷徵用土地，在轉賣財團長期使用，對於生活在當地的居民，並未給於合理補償，烏坎村的風暴，就是在於當地居民被迫收回土地，但是獲得極少補償費，卻發現地方政府中飽私囊，在不斷上告無效後，又造成抗爭者死亡事件，終於引發村落的全面抵抗，6千多人上街，趕跑地方官員，成立自治政府。

在中國，沒有街頭「抗爭」，只有人民「維權」，維護人民的權利，居民無法主張土地私有，只能在「帶有私有性質」的集體土地上，以保護房屋的名義，抗拒拆屋搬遷。面對地方政府的橫行，只能期待中央出面解決，但是在中國有「維權」的紅線，可以不斷上告，卻不許有組織的抗爭。

烏坎表達「維權」心聲，但是有組織行動的抗爭，已經超越中國中央的紅線，村民可能等不到中央政府的幫助，可能面臨一場無情的鎮壓。

現今，國際媒體都在關注，因為這不是單純土地民怨，而是長期中國政府徵收土地，全力提供經濟發展，已經嚴重壓迫到中國農民的生存，並且這樣越過紅線的激烈抗爭，反應著巨大的民怨，中國政府可以一次血腥鎮壓，卻得面臨更多農村為生存而抗爭，成為高度經濟發展後，城鄉貧富不均，農村求生存的「土地起事」。

中國暴虐，但是台灣也別心喜，西部私有土地的徵收，已經形成人民抗爭的風潮，未來東部國有土地的收回，在政府竊佔的歷史背景下，政府也會面臨部落的全面反抗。

從中國浙江塢里到廣東烏坎，甚至到台灣東、西部，無論土地國有的共產主義，或是土地私有的資本主義，都無法背離人民根生土地的生存現實，一旦面臨徵收離鄉，再強勢的政權，都會面臨人民反叛。

國家有別，但是人民相憐，烏坎起事，不應只用看中國政府醜行的態度觀望，而是該給烏坎人民聲援，至少讓他們瞭解，為土地而戰，是如何的天經地義。